ovkjc 至于性与天道一类问题，则更具形而上的性质，非日常语言所能表述，但这方面孔子很少讨论，因此，子贡有这样的记载。
若便谓饮食作息者是道，则不可，……如徐行后长与疾行先长，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后长方是道，若疾行先长便不是道，岂可说只认行底便是道。但这并不等于说，情感本身就是性理，道德情感本身就是道德理性。
人既要过日常生活，又要在日常生活中求得道理，这就是格物，即认识日常生活的意义，过一种理性化的生活。朱熹进而提出天地以生物为心的问题（张载也提出过类似的说法），这都说明，生的哲学是儒家哲学的核心内容，人的道德情感便由此而得到说明，人的道德理性也因此而得到证明。而今都是和这下面一层也不曾见得，所以和那上面一层也理会不得。[10]《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157页。朱熹并不是不讲认识，他是很重视认识的，他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之学就是讲认识方法的。
无论主还是兼，其主要意思都在说明，性理及其情感既是人的存在及其本质，亦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标志。康德之所以否定道德情感，就是由这一学说决定的。尤其当我们把智慧理解为聪明明智时，与儒学的精神相去更远。
然而，我们不能以理性特征为由，说上述充满了理性精神的宗教教义是哲学（学说）。所谓重释，就是指对philosophy在西方的历史语境不作深究，从中国人追求现实指导原理的强烈实用主义精神出发，赋予哲学以全新内含，误以为西方人也跟我们一样、基于指导原理追求从事哲学。[21]关键不在于追问我们以为自己拥有的浅显知识，而在于质疑我们自己和指导我们自己生活的那些价值[22]，从而通过哲学探索认识他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和自己的真正存在[23]。虽然中国古代学问实重智慧，但在佛教、道教中对智慧的重视远甚于儒学，而佛教、道教恰恰是从宗教角度来关注智慧的，是不是能称为哲学，本身就值得疑问。
原因是：我们无法象西方人那样进行彻底的、非实用的思辨研究，我们把哲学解释成世界观、人生观的学问，解释为指导原理追求和实用需要的满足。[57] 未来的出路在哪里？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认识到，中国哲学这个学科的诞生有它强大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诞生，是在传统学问体系衰退后，国人在社会现实和人生观方面急需寻找新的指导原理的产物，其终极指向其实是意识形态和精神信仰建设，后者未必能称为哲学。混淆有哲学与是哲学，把有哲学解读为是哲学，导致我们对儒学的宗教性视而不见，轻而易举地将中国传统学问中许多体现其宗教性的特点（如重直觉、重体悟、重功夫等）说成是中国哲学的所谓特点，仿佛有一个现成的中国形态的哲学躺在那里，作为我们一切讨论的前提或预设。[16] 赫尔曼·柯恩，孙增霖译：《理性宗教》，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施特劳斯序第22页。他声称： 哲学是这样一个研究：它为所有科学奠基，是在所有科学中活着的东西。
南乐山即认为哲学与宗教的截然区别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有特定时代限制。[20]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33页。[48] Karl Jaspers XE "Jaspers, Karl" , Karl Jaspers: Basic Philosophical Writings, ed. and trans. Edith Ehrlich, Leonard H. Ehrlich and George B. Pepper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1994), pp. 178-185，347-350. [49] 海德格尔，朱清华译：《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5页。[14]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99页。
它是我们以知识化语言和理性分辨方式建构出来的东西。[18]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174—179页。
但哲学和宗教的反思方法是有本质不同的。儒教伦理的这个核心命题指孔子君子不器的观点。
[38] Pierre Hadot, 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 pp.179, 349, etc.英译本论述参pp.179-189，或中译本《古代哲学的智慧》，第248—263页。[55] 有学者注意到，宗教与哲学的区别在古代并不明显，甚至水乳交融。此词出自希腊文meletē、askēsis，英译为spiritual exercises，[38]本义指哲学沉思对灵魂的塑造或改变，在希腊哲学中具有深刻的理性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特征。换言之，之所以有人怀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因为他们对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不满意，看不到迄今为止以哲学史研究为基础的中国哲学出路在哪里。[9]清教的理性主义精神在西方近代社会影响深远，导致它把一切人伦关系消化为理性的‘企业和纯粹客观的经营关系，并用理性的法律和契约代替了中国那种原则上万能的传统、地方习惯以及具体的官场上的任人唯亲[10]。在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里，这个问题被放在基础性位置。
此外，中国人，凡是读过佛经（比如《金刚经》《心经》《坛经》等）的人，应该叹服佛教教义的理性化程度并不亚于儒家经典。[35]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48页。
承认儒家的宗教性，我们才能理解，儒学在学问分科（以经学为不变核心）、核心价值（五常或三纲五常）、信仰崇拜（天、道、祖先等）、行为规矩（五礼等）、自我修炼（修身及行礼）、求善而非求知等诸多方面，都与各大宗教相似。[46]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331—354页。
[51] 海德格尔，《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第5页。可以说，佛教的思维方式不能用迷信神灵或权威来概括，而以理性化为主。
因此所有其他的科学都对生活而言在实践上是更迫切的和更必需的。这样的哲学研究，既未能建立古人那种以功夫为基础的生命意义，也不能建立西方人那种以认知为基础的生命意义。他强调，从毕达哥拉斯直到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都一直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修炼（spiritual exercise），和一种对人的存在的确认。比如《圣经》是宗教教义，但是历史学家从中发现了历史学，民族学家从中发现了民族学，而哲学家从中发现了哲学。
就哲学而言，人们往往根据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等一批公认的哲学家来理解其义。阿多说： 哲学学派尤其与某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和生存抉择相一致，它要求个人生活风格的完全改变，一个人整个存在的改变，最后是以某种方式存在和生活的渴望。
[5]接下来我们还会具体介绍海德格尔类似的看法。以求知为宗旨的学问，自然重视理性思辨和逻辑论证。
[7] 在第一个方面，清教执行了对巫术最严厉的清除。但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随着科学的进步和思维的精密，它开始用于知识领域，一个例子是，对于智者派来说，索菲亚这个词首先意指政治生活方面的实际知识，尤其包括科学的文化[44]。
但正如我接下来要澄清的，质疑、批评与否定是两码事。然而在建构中国哲学的过程中，一个常被忽略的重要问题是，一百多年来前辈们所开创的中国哲学研究，已经把中国古代学问的性质作了根本转化：从德性追求变成知识追求，从做人功夫变成著书功夫，从身心修养变成理性思辨……无论如何，今天我们所谈论的中国哲学（在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都是指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从理论形态上与古典的儒学、道学、玄学甚至诸子之学迥然不同，我们已经抛弃了从内部立场说话、按原来功夫做人、据前贤要求立身、据六经思想行道的学问路径。也就是说，现代中国人所臆想的中国哲学，其实是他们对现代中国所急需的意识形态和精神信仰（或曰人生观）追求而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在将古人的功夫传统、德性实践转化成了理论分析、概念辨析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找到新的意义之源，尚未建立成熟的学科范式。
不过且慢，我们不能忽视，过去一百多年的成绩和成就主要仍然停留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人们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对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哲学进行了梳理、分析、提炼，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哲学史研究永远不等于哲学研究本身。对这一区分的模糊或忽视，是导致争论无法有效进行的主要原因。
以求善为宗旨的学问，自然重视生活实践和主观体悟。为传统学问分类方式辩护，并不等于否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但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与中国传统学问的关系，也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哲学的作用与限度，这理应是合法性反省的一部分。
比如，人们可能不知道哲学的准确定义，但大体知道哲学学说与宗教学说不同，也大体知道哲学与数学、物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区别。比如同样是对善的研究，哲学家和宗教家对善的探究方式有天壤之别，正是研究方式之别决定了宗教学说与哲学学说之别。
